Thursday, January 5, 2012

严孟达:甜酸苦辣又一年

(201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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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孟达
漫步

  有健全的选贤与能的民主制度,才能有健康的“人治”,有健康的“人治”,才能确保一个健全的选贤与能的民主制度。

又是回顾过去一年的时候了,该怎说呢?

  2011年是个令人兴奋的一年,也是个令人颓丧的一年;是个令人放心的一年,也是个令人担心的一年;是个令人骄傲的一年,也是个令人受伤的一年。

  5月间的大选结果,国际上给新加坡的民主政治发展加分,国人也普遍为能够作出个人“贡献”而感到骄傲。当人们还未从所谓的“政治觉醒”中回过神来的时候,就发生了地铁有史以来的故障事件,而且是接二连三;地铁系统原本代表着新加坡的效率、可靠和安全,国人的自尊与骄傲,一下子受伤了。

  但在这个时候,却有世界级的思想家看好新加坡,给新加坡很高的评价。

  最新一期《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选出了“值得关注”的16个环球城市,认为它们在21世纪会对世界产生影响,新加坡榜上有名。美国杂志《外交政策》本身在全球颇具影响力,它于12月的特刊中,邀请两名研究城市型社会的知名学者,即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与当年创造出”global city”(环球城市)一词的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萨斯基亚·扎森(Saskia Sassen),选出这16个值得关注的环球城市(16 Global Cities to Watch)。格莱泽和扎森同时被选为《外交政策》今年度全球100强思想家。

  格莱泽将新加坡列为他的首选,他在点评新加坡时形容:“尽管对我来说有些过于井然有序,新加坡绝对有可能当选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城市。它的最新动向永远值得人们留意,因为它给世界许多国家提供了明确的学习榜样。”

  作为一个小国,我们若自以为会对全世界发挥影响力,则未免夜郎自大,但新加坡的一举一动在国际上所受到的关注的确是超越一个小国所应有的待遇。

新加坡的一套深具“人治”色彩的独特管理制度的可持续性一向是个值得研究的对象,后李光耀的新加坡给人留下许多想象空间。
  在今年5月大选过后,前内阁资政李光耀和前国务资政吴作栋同时宣布退出内阁是过去一年“大事中的大事”,现在我们称李光耀为“建国总理”,有点像美国人把18世纪建立美国的开国元老称为”founding fathers”的意味。

  十多年前,国内外普遍怀疑,李光耀之后的新加坡仍旧会是世人所看得起的新加坡吗?没有李光耀的“人治”,新加坡行吗?美国的政治学家亨廷顿曾经如此怀疑过,这样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上古时代的一位君王尧是历史上最有名的贤明统治者,他最令人称道的是任人唯贤,寻找接班人不遗余力,他找人的方式不是请人去宫中喝茶吃饭,而是礼贤下士;他曾经亲自越过汾水的北岸去拜访四位人才:方回、善卷、披衣和许由。古书有关许由的记载较多,因为许由这个人很特别,知道尧要找他,却躲躲闪闪,有点“耍大牌”的样子。有一回,有个人忍不住问许由,尧是个贤明君主,何必躲着他?许由说:“尧只知重用贤人,却不知道,靠一个人的决定来管理天下是很危险的,尧只看到贤人的好处,没有看到贤人也会有缺点,他没想到任用一个人以后的事。”许由的政治眼光是超前的,他在那个时代已经看到管理国家不能单靠人治。

  在今天,日本首相换来换去,成为国际上的一个笑话,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日本是一个不靠“人治”的典型例子。日本不靠人治,国家机器靠制度跑,这边首相照换,那边公务员照做。就如日本的地铁是世界上一块出了名的上百年“老铁”,可靠、安全是它的老招牌。

  我们的地铁也必须在一个良好的、有持续性的制度上运作,不能因为换了个主席或是一个总裁而出现严重状况。

  现在看来,2011年大选后的所谓“分水岭”意义在于,国家的用人唯贤的理念又朝制度化迈进一步,不管一个政治领袖,如李光耀、如吴作栋如何英明,总得在有生之年确保他们身后留下的是一个可行的制度,而不是为下一代留下混乱与无所适从。

  有健全的选贤与能的民主制度,才能有健康的“人治”,有健康的“人治”,才能确保一个健全的选贤与能的民主制度。新加坡必须继续巩固这方面的成就,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环球城市。现在有两位世界级的思想家看好新加坡,给新加坡加油打气,2011年还不算太坏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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